浙江省规模化生猪养殖业节水减排意愿分析

本研究基于实地走访调查，在考察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行为的现实状况之后，以一定的补偿激励为诱因，探求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节水减排意愿及其决定条件。

●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2016 年12 月—2017 年12 月对浙江省内杭州、宁波、嘉兴、绍兴、金华和衢州等地区的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进行走访调查。本研究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定义生猪年出栏头数Q∈[200，500) 为中规模畜禽养殖户，Q∈[500，2000) 为大规模畜禽养殖户，Q∈[2 000,+∞) 为超大规模畜禽养殖户。

本研究中，中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养殖户分别占全体养殖户（635 户）的53.07%（337 户）、40.47%（257 户）与6.46%（41 户）。

本研究从饮水装置、清粪技术、高压水枪冲洗栏舍、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4 个方面考察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行为的现实状况。

一般而言，饮水装置可分为水槽、鸭嘴式饮水器、乳头式饮水器、吸吮式饮水器、杯式饮水器等，相对于传统的水槽，鸭嘴式饮水器、乳头式饮水器、吸吮式饮水器、杯式饮水器虽各有优劣，但均能发挥类同的节水减排效果；清粪技术可分为水冲粪、水泡粪、干清粪、全自动干湿分离清粪等，相对于传统的水冲粪，水泡粪、干清粪、全自动干湿分离清粪的节水减排效果依次递增；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栏舍和使用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均可有效降低用水量和排污量。为探求预设补贴下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节水减排意愿，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特定的问题，即“若政府给予一定的节水优惠，户主或主要成员是否愿意节水减排”。

● 1.2 理论框架

本研究拟从个体、经济、心理3 个特征分析预设补贴下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意愿的影响因素。

●1.3 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 模型对预设补贴下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解释变量设置14 个，涉及养殖户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心理特征3 个方面，如表1 所示。

● 2.1 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行为的现实状况

调查发现，在对饮水装置的选择上，有44.88%(285 户) 的养殖户主要选择“水槽”，占比最大；有18.90%(120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鸭嘴式饮水器”；有17.64%(112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乳头式饮水器”；有14.80%(94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吸吮式饮水器”；有3.78%(24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杯式饮水器”，占比最小，且各类养殖规模均以主要选择“水槽”的人数占比为最大、主要选择“杯式饮水器”的人数占比为最小。可见，多数养殖户对饮水装置的已有选择并非节水减排行为。在对清粪技术的选择上，有47.24%(300 户) 的养殖户主要选择“水冲粪”，占比最大；有14.17%(90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水泡粪”；有27.56%(175 户) 的养殖户主要选择“干清粪”；有11.02%(70 户) 的养殖户主要选择“全自动干湿分离清粪”，占比最小，且各类养殖规模均以主要选择“水冲粪”的人数占比最大。可见，多数养殖户对清粪技术的已有选择并非节水减排行为。

在对高压水枪冲洗栏舍的选择上，有70.39%(447户) 的养殖户主要选择高压水枪冲洗栏舍，而29.61%（188 户）的养殖户则不选择，且在各类养殖规模中主要选择高压水枪冲洗栏舍的人数占比均大于不选择的人数占比。可见，多数养殖户对高压水枪冲洗栏舍的已有选择是节水减排行为。

在对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选择上，有50.71%（322 户）的养殖户主要选择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而49.29%（313 户）的养殖户则不选择。在中规模养殖户中主要选择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人数占比略大于不选择的人数占比，而在大规模养殖户中则相反，在超大规模养殖户中主要选择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人数占比大于不选择的人数占比。可见，基本上有近一半的养殖户对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已有选择并非节水减排行为。

总之，规模化生猪养殖户对饮水装置、清粪技术、高压水枪冲洗栏舍、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已有选择基本未能体现节水减排的行为特征。

● 2.2 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节水减排意愿及其决定条件

1） 统计分析

调查发现，有96.69%（614 户）的规模化生猪养殖户在预设补贴下愿意节水减排。在中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养殖户中，分别有96.74%（326户，占全体的51.34%）、96.89%（249 户，占全体的39.21%）与95.12%（39 户，占全体的6.14%）在预设补贴下愿意节水减排。可见，绝大多数规模化生猪养殖户在预设补贴下愿意节水减排。

在预设补贴下，仍有3.31%（21 户，中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养殖户分别有11 户、8 户与2 户）的规模化生猪养殖户不愿意节水减排。其中，有0.79%（5户）仅因为“缺乏技术指导”，有0.79%（5 户）仅因为“相关费用太高，设施质量太差，不太划算”，有0.47%（3 户）仅因为“水费不高，没有必要”，有0.94%（6 户）仅因为“对政府没有信心”，有0.16%（1 户）同时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和“相关费用太高，设施质量太差，不太划算”，有0.16%（1 户）同时因为“相关费用太高，设施质量太差，不太划算”和“对政府没有信心”。可见，极少数规模化生猪养殖户不愿意节水减排的原因由主到次依次为“相关费用太高，设施质量太差，不太划算”和“对政府没有信心”、“缺乏技术指导”、“水费不高，没有必要”。

在总体样本中，本研究对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心理特征3 个方面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

2）回归分析

如表3 所示，预设补贴下，来自本地、家庭类型非农化程度越低、参加过节水减排技术培训、节水减排必要性认知水平越高、节水减排预期效果越好、节水减排经济评价越高，规模化生猪养殖户的节水减排意愿就越强烈；而年龄、教育程度、养猪年限、家庭年均收入、养猪规模、节水减排关注程度、节水减排技术了解程度、畜牧业相关政策法规认知对节水减排意愿无显著影响。

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养殖户并不愿意节水减排。经济特征对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意愿没有显著影响。鉴于多数养殖户对节水减排的经济评价是基本持平的，可以推断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是否节水减排本身对养殖户而言并无明显差异。因此，家庭年均收入、养猪规模不是节水减排意愿的决定因素。这与宾幕容等和孟祥海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前者认为养殖规模是影响农户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意愿的深层根源因素，后者认为养殖规模是影响养殖场种养结合意愿的显著因素。由于节水减排是生猪养殖污染控制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方式，本研究的结论显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个体特征中，家庭类型和节水减排技术培训对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意愿分别具有负向与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年龄、教育程度、养猪年限影响不显著。可见，节水减排意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一行为认知的可能性。

● 3.1 结论

尽管规模化生猪养猪户对饮水装置、清粪技术、高压水枪冲洗栏舍、自动控制仪表喷雾降温的已有选择基本未能体现节水减排的行为特征，但其绝大多数在预设补贴下愿意节水减排。由于相关费用太高、设施质量太差、不太划算以及对政府没有信心，在预设补贴下仍有极少数规模化生猪养殖户不愿意节水减排。预设补贴下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意愿主要受

是否来自外地、家庭类型、节水减排技术培训、节水减排必要性认知、节水减排预期效果、节水减排经济评价这5 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对养殖户而言，节水减排意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保技术以及对这一行为认知的可能性，而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是否节水减排本身并无明显差异。

● 3.2 启示

本研究表明，补贴激励对整个规模化生猪养殖业推广节水减排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力的，因而是可行的。总体上，对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节水减排实施补贴激励应遵循特定的政策机制。可在既定目标下，将当期的节水量与减排量作为下期的节水减排补贴，同时提高单位水价与单位排污费，以经济效益为诱因，激励养殖户采纳节水减排技术，直到形成合理价格后，逐步取消补贴，最终使补贴激励转化为价格调控。

在补贴形式上，一方面根据既定标准把用水量和排污量分别设置成若干个梯度并逐一予以定价，其中低于基价的定价作为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当期节水量和减排量分别作为下期用水量和排污量的实物补贴。在运作程序上，在省级层面，水利厅、农业厅会同物价局联合制定规模化生猪养殖业单位水价和单位排污费指导方案；在县级层面，根据当地规模化生猪养殖业的实际情况，水利、农业等相关部门制定用水量和排污量的梯度标准，物价部门据此确定具体的计费方法。

在配套措施方面，一是在补贴激励中提供可优惠的弹性空间，并向来自本地的养殖户和家庭类型是农业户与兼农户的养殖户适当倾斜；二是推行饲养员执业资格制度，定点举办执业培训，定期组织资格考试，规定成绩合格才能持证上岗；三是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就节水减排在技术、环保、经济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并定期组织专业人员下乡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

至于用水、排污的梯度标准与价格管制的设定，需要对规模化生猪养殖户节水减排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考察并确认，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